据开宝体育官网整理:
8月26日深夜,刘翔在社交平台上发了一张照片。
那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,他夺冠后举着号码布庆祝的画面。
配文写着:“体育局让我买断或当教练上班,我该怎么办?
” 这条动态发出后,评论区炸了。
距离刘翔退役已经过去11年。
2015年4月,他在微博上宣布退役,上海体育局给了他一个团委副书记的职务,不用坐班,不拿工资,名义上挂着。
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2026年。
今年变了。
全国开展“在编不在岗”专项排查,上海体育系统也被巡视组点名。
刘翔的人事关系悬在那里,成了必须处理的问题。
上海体育局给了两条路:要么组织安置,去当教练;
要么自主择业,拿一笔买断补偿金,彻底解除关系。
刘翔在回复网友时写道:“继续搞笑吧,我一直没有离开,并不是我不想走,而是你没让我走,10年了,突然现在要‘安置’我。
” 他接着说:“希望有第三条路给我选。
” 两条路他都走不通。
当教练,他43岁,没有任何执教经验,自己说“突然上岗定是毁他人前途”。
买断,他不懂这个词的意思,也迷茫。
补偿金的具体数额,有媒体估算在85万到130万之间。
这个数字放在刘翔身上,显得格外刺眼。
刘翔在役期间,商业收入按照“5122”的分配原则执行。
运动员拿50%,教练员拿20%,体育局拿20%,协会拿10%。
上海体育局从刘翔身上分走的广告分成,累计超过1亿元。
现在要花不到130万把他买断。
刘翔不缺钱。
他手握耐克终身合同,年保底收入约1400万元,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。
他真正在意的,不是这笔钱的多寡,而是程序本身。
把时钟拨回2016年。
姚明联合18家CBA俱乐部,成立了中职联公司,向篮协索要CBA联赛的运营权。
篮协要求俱乐部上缴50%的联赛收入,姚明拒绝,双方僵持。
姚明当时有一个条件:不解决,他就退役去读书。
2017年,姚明当选中国篮协主席,同时担任CBA公司董事长。
他不但拿到了运营权,还成了规则制定者。
刘翔和姚明都是上海走出来的顶级运动员,都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舆论动员能力。
两人的路径却有本质区别。
姚明退役后长期参与篮球事务,从俱乐部老板到篮协主席,有丰富的管理实践积累。
刘翔退役后几乎不参与公共事务,很少公开露面,也没有在体育管理领域积累经验。
媒体人付政浩在文章中写道:“即使给他个职务,恐怕他也很难发挥多少作用。
” 刘翔自己的表态也印证了这一点。
他在回复网友时直言:“没有第三条路给我选。
”这句话透露出一个信息:他想要第三条路,但他还没有想清楚第三条路具体是什么。
刘翔不是第一个被安置问题困扰的功勋运动员,但他是公开说出来的人。
朱启南,1984年出生,现在是浙江体育局副局长。
金紫薇,1985年出生,江西体育局副局长。
周苏红,浙江共青团书记。
宫金杰、张越红,也都进入了厅局级干部序列。
这些运动员和刘翔一样,都在各自项目上为国家赢得过荣誉,退役后都获得了体制内的管理岗位。
刘翔的知名度、影响力、贡献度,只高不低。
他面临的却是“二选一”的困局。
这和体制内长期存在的“人治”惯性有关。
过去几十年,功勋运动员的安置往往依赖领导批示和特殊通道,谁有门路谁就能拿到好位置,没有统一透明的规则。
刘翔的情况正好相反,他因为“挂名不坐班”的状态拖了十一年,赶上制度收紧,被逼到了必须二选一的境地。
上海体育局也有自己的难处。
编制管理规范化是自上而下的政治任务,巡视组盯着,他们不敢再给刘翔开特殊通道。
但正是这种“一刀切”的做法,让刘翔感到被切割。
他在深夜发文中写道:“十年物是人非,当断不断必有后患,人生本是断舍离。
” 这句话看起来像是给自己做心理建设。
他可能已经意识到,无论第三条路是否存在,他和体制之间那条微妙的脐带,迟早要被剪断。
刘翔把矛盾公开化之后,舆论分成两派。
一派认为,功勋运动员理应享有特殊通道,柔性安置,不能和普通运动员一样对待。
另一派认为,编制管理规范化是制度的权威所在,无人可以例外,刘翔也一样。
两派观点都有道理,也都站不住脚。
真正的问题在于,刘翔和上海体育局之间的商业分成关系,从来没有被安置规则覆盖过。
他当年贡献的巨额收入,究竟应该对应什么样的安置责任,这个账从来没有算清楚。
现在,上海体育局按规则办事,刘翔按情绪说话。
规则是冷冰冰的,情绪是滚烫的。
两股力量撞在一起,刘翔的个人困境变成了公共议题。
刘翔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夺冠后说:“谁说我飞不高。
”22年后,他面对的不是跑道上的跨栏,而是体制和身份之间的最后一道栏。
他的发文没有给出答案。
上海体育局也没有回应第三条路是否存在。
刘翔在等,看舆论能不能倒逼规则改变,给他一个像姚明那样的机会。
这场博弈还在继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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